注：本文内容摘取自刘曦林先生的文章《重霑雨露的老花——于非闇及其工笔花鸟画研究》

　　于非闇（1889～1959年）,名照，字非厂、闲人、老非，北京人。清末贡生。曾任北京画院画师，中国画院副院长，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市人民代表，市文联常务理事。是20世纪北方工笔花鸟画的杰出代表，其工谨明丽的工笔画风，继宋画之周密不苟，扬现代之审美时尚，堪称“于派”而不绝如缕。

于非闇

　　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农历三月二十二日(公历4月21日)，于非闇在北京的四合院里诞生。于家本是汉族，祖籍山东蓬莱，自曾祖父起移居北京。其父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，其母为满族人，姓爱新觉罗，故后来从母为满族。他初名魁照，号仰枢，后改名照，别号非厂，非闇、老非，以号非闇名世，曾以“闲人”为笔名，堂号玉山砚斋、华萼楼主。

　　于非闇在《自我介绍》中说，“我本来在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学习些工笔花卉，五六年的光景，只学会了怎样调制颜色，怎么配合衬托，不过在那时，我对宋人的画，已有相当的认识。”这是说他从民间画家王润暄学画之始，是自工笔起步的，这位启蒙老师擅工笔花卉草虫，尤以画蝈蝈闻名于世，对他终生的艺术样式都产生着影响。此后，于非闇曾广泛地涉猎过山水、花鸟，工笔、简笔，以半工半简、勾花点叶的花卉居多。自1935年始，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，把艺术的重心移向了工笔花鸟画，并且为自己规定了研修工笔花鸟画的“日课表”。这艺术的转化是由博及约的艺术规律使然，也是艺术家发现把握自己的结果。从外因讲，除前述时尚的变化、启蒙教育埋下的种子之外，张大千对他的启发亦不容忽视，包括其水仙花姿都有张大千的影响。于非闇与张大千有莫逆之交，于曾为张代言与徐燕孙笔战，张亦关注于之艺术。据包立民先生考证，张大千曾劝他弃小写转工笔，专攻双勾花鸟画，并配以瘦金书题款，于非闇听其劝，遂致力于此。他从明末陈老莲上溯两宋五代的双勾花鸟画，继专学宋徽宗，并以其栽花养鸟知识从事写生，研究丝绣、缂丝和民间绘画的艺术特色，逐步形成了于派工笔花鸟画的样式和语言。

于非闇作品《富贵白头》

　　艺术，是一种不断传承也不断变革的审美活动，于非闇对于宋代绘画亦如是，他并不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把宋画移植到今天，他在学习宋画的同时融入了他自己的审美愿望，融入了他自己养鸟莳花时的感受，融入了他自己的个性。在他的画里几乎寻不到失意的牢骚和反抗的发泄。历史的更迭，战争的骚扰，母病妻逝，子女待哺，给他带来过生活的窘迫，但他在白天教书、夜间书画的紧张生活中克服着，他有养花、养鸟、听戏的嗜好，他也以书画充实了自己的人生，仿佛他始终有一颗明丽的心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“善嬉戏”、“有童心”，坚信人生还有着美好的一面。

于非闇作品《喜上眉梢》

  一般说，工笔画侧重于现实动植物的真实描写，而易流于板刻，但于非闇的画却寓理想于写实之中，通过“形而下”的刻划给人以“形而上”的感染。他非常重视写生，甚至于逐日记录花朵开放的程序，但他却逐渐缩短写生的时间，而予以更多的观察和默写，就是为了强化精神上的体味和化育，使对象闭目如在眼前，下笔奔来腕底，达到妙造自然的境地。他说，“我的创作方法，自始即是利用作文作诗的方法从内容出发，首先在构思上要创立新意。”这种创作方法，使其作品工于笔而精于意，出于自然而美于自然，避免了一般工笔画工谨流于板实，繁采失之寡情的弊端，而进入精神的境界。老舍夫人胡絜青评论说，他打破了历史工笔画的宫廷气和书卷气，打破了历来工笔画的宁静气和沉闷气，而带给人们亲切的美，动态的美，极度完美的美，这正是于非闇后期所追求的美的理想。

于非闇作品《叶硬经霜绿 花开映雪红》

　　无论工笔、写意都以精神的表现为最终目的，然而从制作和技法来讲却各有其难。工笔之难在工，它相对要求一丝不苟地描绘出事物的形态、结构和色彩，不允许有糊涂之事和偶然的误笔，也要避免刻板实腻。于非闇这位主要靠自学、自悟起家的画家为此付出了难以形容的艰苦努力。他的每一幅画既是其全面修养的结晶，也是一针一丝缝绣的彩练，一砖一瓦砌起来的华屋。他通过研究、熟悉花鸟的形态、性情、结构；通过写生、默写的锻炼，笔墨和设色技法的学习构筑艺术创作的地基；待到创作时，又经过构思立意，起稿，落墨钩勒法、钩填法、没骨法，或钩勒与没骨结合，或穿插使用钩花点叶法和点垛法……他的画看起来是那么单纯，那么鲜明，但每一幅画都是一个丰富的大千世界。于非闇作为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开路人之一，在现代画史上树起了一面光彩照人的丰碑。于非闇说他的画是“一枝重沾雨露的老花”，从整个中国工笔花鸟画史的角度来看，他确实赋予了这枝老花以新的青春。